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就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基于一般均衡理论而来的可以计算出均衡解的模型，涉及到三个方面的解释。
①可计算：以真实经济数据作为输入并且计算得出均衡解。
②一般性：多产业、多主体，如政府、家庭、产业、贸易伙伴；一般行为方程，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
③均衡性：需求=供给，通过价格的变动，产品、要素市场得以出清。
1、三个显著特征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包括三个显著特征。
首先它是“一般的（General）”，即对经济主体行为作了外在设定。在这个模型中，代表性家庭的特征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决策原则，还包括政府、贸易组织、进出口商等经济主体，这些主体对价格变动做出反应。因此价格在CGE模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其次它是“均衡的（Equilibrium）”，意指它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模型中的许多价格都是由供求双方所决定的，价格变动最终使市场实现均衡。最后它是“可计算的（Computable）”，更合适的使用“可应用的”这个词（英文为Applied），起初使用“可应用”这个概念是因为该模型反映实际数据和实际经济问题，更接近现实，涉及产业政策、收入分配、环境政策、就业等等。但可计算的概念也是可取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分析的可量化性。
2、模型历史
第一个CGE模型属于Johansen（1960）。在他的模型中涵盖了20个成本最小化的产业和一个效用最大化的家户部门，因此是“一般的”。价格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决定消费和生产决策，是一个均衡的模型。最后这个模型还是可计算的，他利用挪威的投入产出数据对挪威的经济增长作了量化的和多部门的描述，并且在Frisch（1959）可累加效用方法下估计了家户的价格和收入弹性。
在Johansen的贡献之后，CGE模型陷入沉寂，直到1970s才有了重大的发展。在这一段时间内，大规模计量经济模型大行其道，它特别关注数据以及回归方程对过去数据拟合的能力，数据完全决定回归方程的系数，包括Wharton，DRI，MPS模型等。与CGE模型相比，计量经济模型更关注时间序列分析，而忽视经济理论，但它仍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也可以在动态框架下分析结构滞后的问题，即分析今天的一些外生变量变动如何影响下一年内生变量的变动。
60年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包括深入探讨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唯一性、最优化和稳定性等等问题，如Arrow和Debreu的工作。这些都是对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他告诉我们经济体是否有均衡，均衡是否唯一等。Scarf使得纯理论工作与CGE模型有了最直接的联系，借助模型在数理上解的存在性定理，他给计算特定的均衡模型设计了一个算法，这个算法有明确的收敛特征，比如说可以通过有限的步骤算出一组方程的解。就其算法本身来讲，Scarf算法并没有Johansen算法或Newton-Raphson算法及Euler算法简单。但Scarf的工作很有启发性，他认为投入产出表数据给出了一个初解，从这个初解出发一定可以求解方程，进而分析诸如税收、关税等政策变动的影响，从而把模型应用到实际层面。
石油冲击使1970s西方许多国家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并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IMF要求对油价大幅上涨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由于计量经济模型依赖于过去稳定的石油价格的数据，所得出的回归系数非常小，以致产生误导的结论：石油冲击将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大的影响。但事实上石油冲击引发了1930s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使得大家对CGE模型开始重视起来。因为CGE模型虽然没有石油价格变动，但是它可以考虑成本变化，比如借助于以前的工资变动对石油价格上涨成本上升的情况进行分析。CGE分析与之前其他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考虑经济主体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比如因为价格上升，消费者可能寻找替代品或改变偏好，厂商可能会改变生产计划等等。一个好的CGE模型会很好的刻画这些特征，虽然可能也会有误差，但不会犯计量经济模型纯粹依赖数据的错误。
在过去45年中，CGE模型广泛应用于各种问题的分析，包括分析税收、公共消费和社保支付，关税和其他国际贸易干预，环境政策，技术，国际商品价格和利率，工资设定和工会行为，以及资源探明储量和可开采量（“荷兰病”）等变动对于宏观变量（包括对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福利的衡量）、产业变量、区域变量、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以及环境等的影响。但这些政策分析大多都是比较静态分析，即比较实施不同政策对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而没有考虑经济本来会如何发展，即预测经济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