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A股市场，从疯牛到股灾的剧烈转折，让股票配资这一灰色金融业态从野蛮生长走向集中清盘。当年上半年，沪深两市日成交额屡破2万亿元，融资余额峰值达到2.27万亿元，而场外配资规模估算超过1.5万亿元，与场内融资几乎平分秋色。这些配资公司并非单一模式运作，而是形成了多层次生态链，从线下民间资金中介到线上P2P平台，再到信托结构化产品与伞形信托，层层嵌套，杠杆倍数从1倍到10倍不等。
当时市场公认的头部配资平台中，恒生电子旗下的HOMS系统并非配资公司本身，却是整个配资行业的技术基础设施。通过HOMS系统，大量中小配资公司得以实现分仓、子账户管理和风控平仓功能。据不完全统计，巅峰时期通过HOMS系统运行的配资资金规模接近4500亿元，服务超过300家配资机构，其中包括米牛网、寻钱网等线上平台。米牛网主打“1万元起配，最高10倍杠杆”，其宣传口号“让散户享受机构级交易通道”吸引了大量中小投资者，单日新增配资额曾突破3亿元。
线下配资公司则更显隐蔽，多集中在深圳、上海、杭州的金融写字楼内，以投资咨询或资产管理公司名义注册。典型代表如深圳前海红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其配资业务通过“夹层资金+优先级资金”模式运作，优先资金来自银行理财，年化成本约7%至8%，配资公司向客户收取每月1.5%至2.5%的利息差。另一家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旗下的快鹿配资，曾以“T+0实时提现”为卖点，在股灾前一周内新增客户超过2万人，其配资余额一度达到80亿元，但随后因无法兑付而爆发危机。
信托通道类配资公司中，中融信托与外贸信托发行的伞形信托产品成为大户配资的主流工具。伞形信托允许一个母信托下挂多个子账户，每个子账户独立下单，杠杆比例通常为1:2至1:3，优先级资金由银行提供，劣后级由配资客户出资。以中融信托-融金系列为例，该产品在2015年4月至5月间发行规模超过200亿元，单只产品子账户数量可达500个。配资公司通过向信托公司推荐客户并收取通道费，费率约为配资总额的0.8%至1.2%。而平安信托的“金橙财富”系列则与券商合作，通过收益互换实现变相配资，其规模在6月初达到高峰，但随后遭遇监管层严查。
股灾爆发后的6月15日至7月8日，上证指数从5178点跌至3507点，跌幅达32%。配资公司遭遇的平仓潮极为惨烈：HOMS系统每日自动强平金额超过100亿元，米牛网在7月2日单日强平客户账户超过3000个，其自有风控资金因无法覆盖穿仓损失而迅速耗尽。线下配资公司更出现大规模跑路现象，深圳惠卡世纪的配资业务在6月26日突然停止提现，涉及客户资金约12亿元；杭州配资宝则因无法追缴保证金而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监管层于7月12日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券商对利用HOMS系统、恒生系统等接入的配资账户进行清理。截至8月底，全国共清理配资账户超过6000个，涉及资金规模约2200亿元。在这场清理风暴中，上海配资管家、北京融配宝等百余家中小平台直接关停，而幸存者如淘金家则转型为合规的私募基金销售平台，彻底放弃配资业务。
回顾2015年配资公司的全貌，其本质是制度套利与风险错配的产物。线上平台依赖技术接口，线下平台依赖资金池，信托产品依赖通道优势，但所有模式都建立在“牛市恒涨”的假设之上。当市场流动性逆转，杠杆的放大效应从盈利工具变为绞肉机。据统计，当年配资客户中亏损超过80%的比例达到67%，而配资公司自身因穿仓、坏账和流动性枯竭，最终存活率不足5%。这场杠杆游戏的终局，不仅让无数散户血本无归，也促使2015年之后监管层彻底封堵了非法的场外配资通道，直至2019年新《证券法》明确将非法配资纳入刑事追责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