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行货币司出来讲话。
“7月14日，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累计发放3.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发放超过5100亿元，对住房销售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尽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了0.45个百分点，但因为合同约定的加点幅度在合同期限内是固定不变的，前些年发放的存量房贷利率仍然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这与提前还款大幅增加有比较大的关系。提前还款客观上对商业银行的收益也有一定的影响，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我们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与借款人自主协商变更合同约定，或者是新发放贷款置换原来的存量贷款。”
以上全文引用网上的消息。从这则消息以及相关的数据来看，显然坐实了一件事，或者说一个现象，即是居民端有大量的人选择提前归还房贷。这个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背后又是怎样的逻辑呢？
这背后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逻辑：表面的逻辑与深层次的逻辑。
表面的逻辑很简单：前几年因为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一线城市，比如深圳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房贷利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些地方为了限制房贷发放，人为地设置了诸多条件，同时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加价放贷。这造成前几年买房的人所背负的利息负担较高，还贷利率普遍在5%以上。如今，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通道，央行基准利率的降低，贷款利率下降，消费贷都普遍降到了4%以下。这个利率差的存在，就是天然的利益鸿沟。水往低处流，是大自然的铁律，借贷市场的铁律就是，钱往高处走。如果现在可以很方便借到更为便宜的钱，用这个钱去归还更贵的房贷，就是当然的选择。这个利差的存在，必然导致汹涌的还贷大军。
深层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利率差为什么存在？
利率的调控，是美国格林斯潘时期的惯常做法，曾经为美国政府所推崇，美联储也成了世界上经济权力最大的机构。但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之后，格氏被送上了审判台。人为的利率调控，其本质就是价格管制，是对资金价格的管制是也。
价格管制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受到管制，一般是限价，必然引发广泛的绕道行为，通过各种手段，回到或者接近市场价格，而这些手段显然需要增加更多的麻烦；如果价格管制所涉及面极广，那么因为绕道而带来的交易费用增加就极其庞大，这便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租值消散。对于利率的管制，因为是全局性的，带来的租值消散必然是庞大无比。利率的管制引发大量的绕道行为也是广泛性的，大量的金融中介特别是灰色中介几乎遍布金融系统的周围。
以上均是理论上的铺垫，让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利率波动以及中国利率波动。
美元如今依然占据着国际货币市场的核心地位，美联储对于基于美元利率进行撸上撸下的操作，不仅仅引发美国金融市场的震动，更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的根本原因。
美国的货币政策，最为核心的手段是加息与降息。根据上面的理论，严格来说，这种加息与降息引发的价格管制，将会带来极大的信息费用的增加，也极大地增加了交易费用，进而引发租值消散。这些我们存而不论，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利率调控带来的结果。
一般认为美联储决定着利率的调整，但是它们的调整并不是随意的，现在一般都是看指标调了。比如最近连续的加息，其根本原因在于抑制通胀，而通胀主要看CPI。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的CPI指数下跌，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还继续加息的预期就急剧下降，这就引发金融市场以及股票市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如下这张美国利率走势图，并加以分析。
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前七年，也即2000-2007年期间，美国基准利率呈现倒U型，也即中间低，两头高，中间曾经降息降到2%；在次贷危机前回到了5%以上，也即在2004-2007也经历了加息周期。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为了解决这次危机，其货币政策的重大改变就是急剧地降低了基准利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几乎降低至零，然后在零利率附近停留了近八年时间，也即2008-2016年期间。这引发了美国资本外逃至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热钱的涌入也是推动中国股市在2014-2015形成大牛市的原因之一。原因无它，钱往高处走而已，当时中国的基准利率与美国基准利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差。2016年之后，美联储在三年期间内逐步加息，一直加2019年的2.4%。后又短暂地降到零值附近。2020年开始，随着疫情在全世界的肆虐，全球供应链紊乱导致美国物价水平直线攀升，通胀高企，美国开始不断地加息，本来美国有学者预期从2019年开始美国将迎来长周期的低息周期，但是事实是，美联储再次开启了加息周期，一直加到现在。
而中国这几年因为疫情及各种对于经济管制（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使得整个中国资产的收益率急剧下降，资金的价格也即其自然利率是明显下降的，而央行的基准利率也只能跟随这个下降而不断调降。这与美国又形成了反向的利差，所以中国资本通过地下钱庄以及香港这个通道大量外逃，央行普通换汇，特别是换取美元采取了数量上更为严苛的管制，但是这些其实只是稍微阻挡资本外逃而已，俄乌冲突的发生，使得全球资本向美国流动成了近几年的大趋势，这是造成美国股市牛市的原因之一。
中国资产收益率的降低，特别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受到暴击后，信托产品暴雷，稳定的高息资产几乎荡然无存，资产的收益率急剧下滑。中国以房地产作为货币之锚受到的冲击无比巨大，这使得中国快速进入通缩的境地之中，中国人普遍对于未来的经济预期转向悲观，居民选择提前还贷，降杠杆，因为手上多出来的钱，也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房地产不能投了，股市也阴晴不定，去归还较高利率的房贷，相当于买了一个利率较高的理财产品，因为如今稳定的5%收益率的资产已经无处可寻了，这才是提前还贷的主因吧。试想，如果居民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收益率更高且稳定的资产去投入，提前还贷就不是一个理性选择，而事实上市场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投资品，提前还贷就是更好的选择了。
利率的背后其实是利息，利息即是资本之价。投资回报率的背后，其实就是资本之收益，而这收益与价一也。资本逐利，正是资本的本性，无法增值的资金，天然就面临着贬值，甚至连资本都称不上了。央行或联储不断地调整基准利率，引发资本的套利行为是无法避免的，而更有大量的资金通过预测美联储的利率调控来获利。降息周期与加息周期带来不同的资本行为。
经济周期的规律性，与央行或联储的利率调控有着紧密的联系。降息周期，显然是资本的风险扩张期，此时风投市场活跃是必然的，因为此时确定性的利息收益极其低廉，接近于零，更是使得资本去追逐风投的暴利机会，只要符合大数定律即可以获取平均意义上的满意回报。
但是在加息周期，风投市场必然偃旗息鼓，原因无他，如果资本随便存银行就可以获得4%以上的利息收益，何必需要去冒险呢？或者说去风投市场冒险的资金比例必然会急剧下降。
风投市场起伏的背后，则意味着对于股权市场以及未来的探索，资本愿意付出代价的起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凡在加息周期，一般很难出现改变世界的技术性变革，但是在降息或低息周期，技术性变革以及创新活动就变得风起云涌。美国的多次科技浪潮的背后，一般都处于低息或降息周期之内。比如美国2000-2007期间，前四年即2000-2004年，正是美国的降息期，这段时间的互联浪潮在全世界可谓是风起云涌。而美国的2009-2017期间，美国的利率水平是长期的低利率，这催生移动互联网时代，使得苹果公司焕发第二春，而一大堆科技公司以Facebook为代表蓬勃兴起。
如今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在这两三年时间里，国际风投市场几乎是偃旗息鼓，不再有往日的光辉。
一般来说，市场的真实利率，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活力以及成长性，技术上的革新所提升的效率也会反映在市场的真实利率提高上。短期的利率是由资金的供求决定的，但是长期的利率则是由生产力决定，而生产力背后则是技术进步，是供应链效率提升，是分工之后贸易带来之利。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二者往往相互促进，共同推动长期收益率的提升。在制度创新未发挥作用之前，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制度创新就可以引发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是这样的局面。而在制度红利得到充分发挥之后，技术的重要性就会明显提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正是这样的大背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背后，正是这两个方面都走在前面，他们在大学上的合约安排，使得他们的大学成为创造知识的源头，也带来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比如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巨大飞跃的产生，正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之一。
从中国房贷的基准利率变化来看，整体在住房改革还未开始之前，其利率水平普遍都在10%以上，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奇缺，当时无论谁手上都没有什么钱，真正有钱的主只有外资，所以那个时候外企的工作就是香饽饽。
我们以中国房屋贷款利率的变化来进行分析。1998年之后，房屋贷款基准利率开始降到了8%以下，以后的十几年间，住房贷款利率一直在6%-8%之间进行震荡波动，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2011年7月份，这个月的住房贷款利率为7.05%，至此，住房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一路向下，从7%到6%的时间段是2011年7月至2014年11月；从6%到5%的时间段是2014年11月至2015年8月；从5%到4%的时间段是2015年8月至今。2018年起，辅助以旧城改造以及一线城市房价上涨，2018年下半年以及2019年与2020年，房贷利率均出现了反弹，住房贷款一方面较难申请到，另一方面则是申请到的也是在基准利率上调了幅度，因此普遍的住房贷款利率在5%以上。而最近因为房地产市场整个陷入到几乎崩溃性下滑之中，住房市场低迷，贷款需求锐降，导致住房贷款利率如今已经跌破4%的整数关口。
利率下行，特别是住房贷款利率多年的下行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看来，房地产作为中国货币之锚，体现的是中国整体资产回报率下降，而资产回报率下降的背后是经济陷入到较为严重的通缩之中。
我们拿阿里举例，前几年，消费升级本是在阿里的战略布局之中，这也是阿里擢升张勇为总裁的原因，对于淘宝的不重视，引来了拼多多的逆势崛起，事实上马云显然是错看了。蔡崇信的回归只能是阿里面临竞争挑战的无奈选择，作为公司的二元老，本已经退隐江湖，一心买球队看NBA去了，如今还要再次出山，去重新安排阿里内部各派系资源，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通缩导致消费降级四处可见，高端商店以及餐馆因为有高净值人群的支持，还是活得很滋润，中档餐馆却是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局面，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踏空感。相反，拼多多却是一路成长，业绩与营收双双继续保持高增势头。
似乎一夜之间，消费的风向就转了，三年疫情造成的影响不论，更重要的是，民众对于未来经济不景的预期在不断增加，看着失业率的节节攀升，以及各大公司的裁员潮，考公似乎成了不少人宇宙的彼岸，甚至到了我在面试会计专业硕士学生时，问学生未来的职业目标，学生的答案居然是想通过选调生安排直接成为公务员。但是，现如今公务员编制本身也随着各地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一直在缩减，考公上岸说，恐怕有可能在未来面临的结果并不乐观。财政吃紧的各市县公务员恐怕会面临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窘境。
美国利率上行以及加息，带来的全球风投市场的偃旗息鼓，也导致高新科技公司的高薪岗位锐减，不光是锐减，甚至是不断的裁员，这也当然影响到国内相关科创企业的高薪岗位，而企业裁员潮，也导致作为有编制的这份稳定性价值陡升。这是如今中国就业背景的一抹特色。
中国经济的下行周期固然有受美国加息的影响，但是我以为这背后主要还是中国自己内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多次讲过，这里不再赘述。简单来说，如今的通缩局面并非一日之功，经济下行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在疫情中我们可以将经济下行归咎于疫情，但是疫情彻底结束之后，经济通缩局面依然形成，则意味着经济下滑必然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严格来说，利率的调控，撸上撸下，只是治标之法，并不是治本之策，真正要扭转经济下行，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保证，首要的是要扭转企业与居民对于未来没有信心的预期，而要扭转这一预期，乱调控乱作为，还没有出现风险就胡乱作为的做法要彻底扭转，也要加以纠偏。船大了调头难，但是也不是不能调头，缓慢地调整方向盘，只要方向对了调头回来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怕一路走到黑，一路向错误的方向不回头。期待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继续回到正确的航道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