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根据课堂讲述整理而成，略有删节。
提到经济学就要说到经济发展。是什么因素指引着一个国家之经济，能在一段时间崛起并能飞跃地发展，这是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根本且重要的问题。
答案其实挺简单的：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经济强国。这个论点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印证，说到底背后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制度。
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美国确立世界霸主地位是在二战之后，即1945年后，但美国经济发展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1866—1896这30年之间。这30年奠定了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基础，这30年的繁荣是怎么来的？从美国的立国之初来看，美国是一个崇尚经济自由的国家，建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体制。美国民众人口虽然少，但这种对私有财产保护的体制激发美国民众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激发他们为自己的将来和财富去奋斗。当然，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并不是一直保持平稳，从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富强的国家，一般都需要经过大概30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此期间中，经济的发展是没有经济增长率的限制的，因为基数低，经济增长率为50％也是正常的。虽然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社会形态的差异，但最终的经济发展还是要回归到自由市场经济，不分社会形态。不管一个国家的资源、人才有多丰富，最终都要回归到制度那方面，即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看得更明显，1978—2008年，也是30年时间。这30年的变化在进行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这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超出大多数人预料的。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如此飞跃式地发展？理由很简单，用张五常的话来讲就是：计划经济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转化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保护私有财产，即产权清晰界定的制度。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已经完成，但已取得巨大的成功。对比日本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及台湾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发展，我们发现中国大陆1978—2008年这30年的发展真的是奇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三十年能够取得中国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改革之初，珠三角每年的GDP增长超50%属正常。
经济制度一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变得很强。据相关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的很多企业还是国企，大部分企业是国家主导，员工工作懒懒散散，仗着是国家员工，不能随便扣工资，经常磨洋工，每天睡很长时间的午觉，到三点才开工。后来，外企进来后，坚决不要国家员工，要到社会上招工，且执行计件工资制度，干得越多得到的工资也会越多。制度一改，员工的表现马上变得不一样，中午觉也不睡了，每天很早开工，很晚才收工。这其中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自私的假设，即经济假设。不管人是否真的是自私的，但经济学中假设人是自私的。不同的经济制度肯定导致不同的行为，就像刚刚的例子一样。
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现在经济学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区分，因为没有实质的意义，只是一个标签。张五常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上，大概有2万字，很有名，也有中文翻译版。张五常在80年代就预言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制度，可见其具有很强的先见之明。文章对细节的刻画也非常细致，举个例子，张老预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最后阻碍改革的会是邮政、通讯、交通、电力这些行业，到现在，这些企业还没有最终市场化。这些行业是既得利益最多的，垄断势力最大。
如果追溯市场自由经济的来源，不得不提科斯。科斯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理论，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套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基础：保护私有财产。这当然不限定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并不代表私有，这只是一种叫法。这是一种产权界定，规定财产到底归谁所有，产权归属于谁。这东西产权界定是我的，我才可以跟你进行交换，才有可能有市场的存在。如果东西滞销或卖不出去，企业就可能会破产，公司的管理层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这样每家企业就会更加努力，由此可见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市价。比起其他竞争准则，市价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是：市价是唯一不会产生租值消散的准则。举个例子，一个东西卖10元，你要得到这个东西必须花10元，也就是说你必须努力赚取10元来获取这个东西。你在赚取10元的过程中也给社会创造了10元的财富，这种竞争准则的激励性很强。以前的配给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必须有粮票，还要排队，或者花大把精力走后门，白白浪费这部分资源却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财富。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种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科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是《社会成本问题》，发表在JLE（《法与经济学杂志》），在1960年的最后一刊，不过这篇文章实际在1961年才出版。当时杂志的主编是戴维德，此公在经济学史上被公认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元老。科斯在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之前，在1959年写过另一篇《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发表在JLE杂志上。这篇文章探讨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起源，认为是产权的清晰界定才造就了美国通讯的繁荣，但同时也认为工厂污染居民环境问题与电波的干扰是同一问题。但当时的一些审稿的经济学者认为此说法不妥当，要求科斯修改。但科斯坚持不改，说如果有错，那是有趣的错，应该刊登。戴维德说不删改也可以，但刊登后科斯要到芝大讲话，回应芝大同事的质疑。
科斯的回应，是不公开讲话，但可与几位反对的坐下来研讨。这就带来一九六○年的春天在戴维德家中晚餐后的大辩论，在场的人都说应该是经济学历史上最精彩的。该辩论有十个人，是经济史上最强大的经济阵容。辩论吵了三个小时，施蒂格勒认为，当晚没有录音是经济学的大损失。十多年后，曾经反对科斯最激烈的Kassel说，地球上我们要回到斯密才能找到一个像科斯那样对市场有那么深入感受的人！晚餐辩论后，科斯回到自己的维珍尼亚大学，动笔写就了今天我们都知道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
科斯提出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清晰地点出了私产与市场地联系，即产权清晰界定是交易的前提。弗里德曼也受了科斯的影响，极力推行自由经济。在近代，美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是里根上台执政期间，当时其经济智囊主要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在我国，走产权清晰界定的道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我国的土地主要界定的是收入权、转换权和使用权，产权清晰界定是我国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这种制度的威力。主导自由经济这一派虽然没有真正自成一派，但我们可以称其为新经济学理论，新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保护私有财产。从亚当斯密开始，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为了自私才做任何事情，但在满足自私的欲望这一过程中，人们也为其他人带来了便利和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科斯只是将此思想进行了更明确的阐述。
总而言之，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由化市场，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坚持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的原因。香港的发展体现的尤其明显，香港什么都没有，要资源没资源，这么多人挤在那么小的地方，但是在六十年代采取这样的市场机制之后，经济立马突飞猛进。而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只要是搞市场机制的，经济发展趋势就比较好，像马来西亚和泰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背后的制度安排。张五常在1979年回到大陆，他发现中国人很奇怪，买饭要饭票，买米要米票，街道冷冷清清，什么也没有，商铺没什么东西卖，他是在美国等地都呆过的，所以有所对比。陪他走的是大陆有关部门的干部，然后他就说出了这些对比，干部就问他，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张五常就说出了一句话，“除了制度还有什么啊。”人还是这帮人，台湾人是中国人，新加坡人也是中国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但是，经济制度的差异导致的结果天差地别。
在新制度流派之前，还有学者搞的经济发展理论，弄出了一个发展经济学。这个理论基本上是错的。他们弄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公式，套用他们的公式进行经济发展的国家基本上现在还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流行的理论，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有用的，事实验证证明是错的，这个理论最后完全被否决掉了。
我们国内的一位经济学大家写了一篇文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仅一条》，张五常将价值两字一换写就另一篇文章《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里面所总结的规律很简单：产权界定清楚，才有交易，有交易才有市场，有市场才会产生市价，而市价准则是唯一不会带来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租值不消散，财富才能累积，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