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林毅夫产业政策之争吵得飞起来，也引出众多人围观。读了一些观点，也知道二者的分歧所在。这场辩论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争论。二十多年中，两人通过信件辩论，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辩论，通过激烈的私下对话辩论，最终又通过他们热心的弟子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代为辩论。辩论的核心，其实就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争论期间，1945年哈耶克写下著名的论文《知识在社会的用途》，算是找到了我们发展经济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原因。可惜真正读懂这篇文章的人不多，尤其是中国，解放之后的计划经济实践被证明是发展经济的死路。中国是历经近30年的经验教训才撞了南墙回头，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邓老曾经在南巡讲话时有过经典论述，大意如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也应该利用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是选择市场还是计划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自此中国最终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樊篱，走上了充分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之路。
为什么发展经济需要市场？哈耶克1945年的文章里说得清楚。因为经济体中的知识（其实就是信息）是极其分散的，我们不能够利用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决定价格，价格必须让其在市场当中去形成，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者是看着瞬息万变的市价来做经营决策的，这样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张五常后来说得更加清楚，他说市价是唯一不会带来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在经济体的运作过程中，租值不消散带来的间接收益巨大，这正是推行市场经济能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当然市价准则要真正得到运用，背后的产权界定要清楚，因为产权的清晰界定是交易的前提（科斯的原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是由等级制度向市场制度的转变过程。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市场制度的建立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事实并不如此。张五常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看得清楚，中国所有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推进背后都有政府的身影，而中国县际竞争制度的主角显然是政府。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显然并不仅仅起到的是守夜人（也即看家护院，其实就指安全保卫的工作）的角色，他们是主角，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县这一级政府，县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其实是面临着全国的竞争，之所以县这一级的竞争最为激烈，是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主要落到县级政府手中。官员的晋升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这形成了各级政府都争相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热潮。可惜这一竞争制度在新劳动法、社保制度推出以及反腐高压下已经在逐步瓦解。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显然与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做好产权界定密切相关，也与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正确角色有着显著的关系。具体来说，政府在策划与土地使用有关的经济事项上有着绝对的决策权，是能以更低的交易费用来处理土地问题的，这里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背后有暴力机关的支持，能更好地执行土地的拆迁以及与原住民的谈判等工作，以及在经济园区的整体规划布局方面，能更好地发挥集中决策的作用。纵观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中国政府这么大的权力，这权力背后的运用其实是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也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深圳在短短三十年之间就崛起成为世界级的大都市不是很好的例证么？没有政府在背后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有如此快的速度以及面貌的改变。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它们之间可以是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的。在处理二者关系做得好的地区，其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目共睹，深圳、上海陆家嘴与重庆市的崛起均是其中的典范。自亚当斯密提出无形之手以来，市场的作用被推举到相当的高度，而的确是建立清楚的产权界定之后，市场的交易就展开了，市价就变成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也是有效手段。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众多企业主体，显然是看着价格的光辉来决定自己的经营，市价就成为产权竞争的准则，其带来的经济活力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别忘记了，产权的清晰界定本身需要政府参与其中，或者说政府本身就是维护产权良好界定的强权组织。有这个强权组织做保证，才能真正推行市场经济。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在于二者处理经济事务的交易费用边际上的比较。试想一下，一个住着众多原住民的地区，如果仅仅是由企业去进行谈判和进行事先的区域规划，交易费用高上天，几乎不可能。而此时，若是政府能起决定作用则可以极大的节省交易费用。再举一例子，为什么中国的高铁发展世界第一，现在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长里程的高铁网，就是因为在高铁通过的地方，如果有村民占地，出面征地拆迁的一定是当地政府，而作为高铁的建设者的国企中国中铁以及中国铁建更是处理相关事务的能手，其国资背景在参与与地方政府的谈判过程可以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这样看来，在交易费用的比较上，如果政府参与带来的交易费用低于完全由企业运作的话，政府主导就能更好地降低交易费用，有利各方面工作更快更好地开展，总的来说，政府在涉及地役权问题上，其处理的交易费用会远低于企业。政府插手就理所当然。这正是中国城市面貌飞速变化的秘密所在。政府也主导事先的规划与设计的谈判，这也是有利于整体的统一安排，这个安排做完之后，放手让企业参与其中，政府此时就退居幕后，则是正常的处理之道。中国的地方政府显然都掌握着这样一套好用的合约知识，这套合约知识通过政府之间的交流以及干部的轮调制度传播到全中国，进而掀起了全国的城市建设合约运用的热潮。
最后，让我们回到张林的产业政策之争吧。张的观点似乎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毕竟经此三十年，大家都意识到市场的足够的威力。但这背后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是产业政策，如果这项政策是包括城市规划，经济园区建设，显然这两个方面是政府的拿手好戏，在县际竞争的约束下，政府的所作所为，一般都是顺着市场的路在走，基本上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怕就怕动不动就是中央财政出钱，补助这个产业，补助那个产业的，钱花出去了，产业没有真正兴起，反而带来是整个行业的虚假繁荣，最终参与其中的企业也深受其害。对于真正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政府更多地应该是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而不是直接进行补贴。近年来，什么光伏补贴、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补贴，最后的结果是把整个产业给毁了。而在城市规划以及产业整体引导上面，政府虽然需要积极参与其中，因为可以利用政府的权威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但是，政府更多还是要顺应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强行干预。所谓的腾笼换鸟，笼子是腾出来了，但是鸟没有引来，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进行的产业升级与引导最终后果是经济衰退。
综上所述，产业政策需不需要政府参与甚至主导，答案并不存在于张林之争得到的结论之中，他们显然没有看出政府在城市建设合约安排以及地役权的巨大作用。政府需不需要参与甚至主导产业政策，重点在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之中，会不会涉及到产权制度建立以及土地规划与使用方面的安排。如果涉及到，政府参与甚至主导显然会极好地降低交易费用，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面貌发生巨变的主要原因，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居功至伟的。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过多插手于企业对于未来产业方向的判断与选择，因为产业方向的选择，在信息的占有方面显然是众多参与竞争的企业更有发言权，也有更好的成本效益之约束，加上还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胡来的可能性极小，因为胡来的企业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但是如果政府硬要横插一杠子，最终的结果往往很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