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的签订与履行，都需要花费交易费用，这是前几篇文章提到的主要观点，也是合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会计准则作为一份独特的合约，当然也要在准则的制定与执行方面找到一个交易费用的平衡。
一项合约最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然在签订与履行上投入交易费用以加以保证。一般来说，合约签订时约定得越详细，在履行上就更容易照章办事；而如果合约签订时约定不够详细，在履行上就容易出现分歧，给合约履行带来麻烦。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履行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中美提供了不同的版本。美国在会计准则制定环节上程序多，时间长，一项会计准则从最初立项到最终颁布，起码花上半年以上的时间，这中间还要经过两次听证和两次征求意见，准则制定过程尽可能完善与完美，会计师履行起会计准则就更容易照章办事，同时因为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更多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履约成本降低可以预见。
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制定会计准则的环节更少，一般只有四个步骤，其颁布的效率更高，制定会计准则的交易费用所费更少，但是其在最终的执行环节就需要花费更多的履约费用，包括财政部要费尽心思去颁布相应的指南，以及相关文件，企业也在与财政部的来往之中费尽心思与精力，也更加繁琐，这是在会计准则制定环节太过简化带来的后果。
两相比较，我们倒是不能对于这两种会计准则制定的模式做优劣评判，因为这背后当然会受到两国政治体制以及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是中央集权，因此其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就倾向于统一颁布与处理，会计准则的制定只是中央集权的一种表现，因为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中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是受财政部领导的机构，其中立性有限，更多情况下，只是对于权威进行某种程度的论证而已。
而会计准则制定的原则与规则之争，其实争论的只是在制定环节，但因为制定与执行二者必须统一考虑。因此，脱离会计准则的执行来谈会计准则制定，并不能找到答案。规则导向有利于会计准则更加详细，也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于会计准则制定之中，但是它将给会计准则的执行带来益处。但是安然事件的发生，突现了这种导向的弊端，在会计处理事无巨细有详细规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更容易利用这种更详细的指标规定，来钻空子。
原则导向显然需要更有经验及更有职业道德的会计师，也会导致更为广泛的会计选择及盈余管理行为，不过，只要坚持会计反映企业真实这一基本准绳，应无大错。
规则导向还是原则导向，最终都没有办法避免盈余管理，只是在这两种导向下，盈余管理的表现方式会有变化。盈余管理的猫捉老鼠游戏总是在不断地上演，事后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就成为重要的屏障，捍卫着财务报表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