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小到商品之间的销售，机制设计无处不在，木子认为，只要是有信息不对称，就会有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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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说，经济机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即制订什么样的法律、法则、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设计者大到可以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设计者，他的目标是社会目标，小到只具有两个参与者的经济组织管理的委托人，他的目标是自己的最优利益。
经济机制理论包括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并用经济模型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经济机制理论的模型由四部分组成：a.经济环境；b.自利行为描述；c.想要得到的社会目标；d.配置机制（包括信息空间和配置规则）。
机制设计理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信息成本问题，即所设计的机制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 信息（运行）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二是机制的激励问题，即在所设计的机制下，使得各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讲真话不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在别人都讲真话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个人，他可以通过说谎而得到好处。
那么，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人们愿意讲真话呢？只有当社会选择的规则只 照顾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这个人才有动力讲真话，这时，其他人讲假话没有什么好处，讲真话也没有什么坏处，讲讲真话也无所谓。这就是吉巴德-萨特斯维特的操纵定理所反映的事实。即通过虚假显示自己的偏好可以操纵最后结果以使自己得利。
在个人经济环境中，在参与性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 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人们有动力去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真实显示偏好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愿意讲真话，那就意味着讲真话是他的占优策略。因此，在机制设计中，要想得到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机制，很多时候必须放弃占优均衡假设，即放弃每个人都讲真话办真事的假定。因此，任何机制设计，都不得不考虑激励问题。我们要实现某一个目标，首先要使这个目标是在技术可行性范围内；其次，我们要使它满足个人理性，即参与性，如果一个人不参与你提供的博弈，因为他有更好的选择，那么你的机制设计就是虚设的；第三，它要满足激励相容约束，要使个人自利行为自愿实现制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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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理论的着眼点不仅是要指出种种不可能性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具体环境下走出困境的途径。人类创造了很多能够诱导人们显示并测度他们的效用的技术和制度，如拍卖和招标投标制度；也有很多理论对各种经济环境设计出了相应的激励机制，如克拉克-格罗夫斯-莱德亚德机制；很多局部的效用测度和比较也是可行的。
人类社会的现实选择本来就是理性设计和个人自由发挥的结合，二者之间的界限和结合方式是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同的界限和结合又直接影响着人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知识和技术。这是一个问题不断产生又不断得到解决的复杂过程。而这也使我们自然地进入了不断改革的过程之中。
可以说，由赫尔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做出发展运用的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框架，已经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包括信息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学科。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被广泛地运用于垄断定价、最优税收、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拍卖理论等诸多领域。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如规章或法规制订、最优税制设计、行政管理、民主选举、社会制度设计等都可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
对于正处于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机制设计理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当既定经济环境不能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时，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比较和研究各种经济机制优劣程度的基本标准和统一框架，需要一个能研究和比较各种经济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来考虑制度选择问题，而机制设计理论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选择。机制设计理论关于信息效率问题的研究早就为转型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机制设计理论抽象的一般化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等非市场的经济机制，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的市场机制多，需要付出更高的机制运行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