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一片繁荣。
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土地资产总额经历了戏剧性的膨胀，从大约1000万亿日元飙升至近2400万亿日元。
其中，1990年底日本全国土地的市值高达2365万亿日元，这一数字是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倍。
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飙升至1989年的38957.44点，总市值膨胀了近四倍。
然而，泡沫经济的盛宴在1989年末至1991年间戛然而止。
民间资产急剧萎缩，企业与金融机构纷纷倒下，投资与消费信心受挫，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接踵而至，日本经济从此步入了漫长的停滞期。
日本经济缘何会“失去”？泡沫经济的成因何在？本文将尝试透过微观与宏观的双重视角，揭开背后的机理。
一、开端：房地产与股市泡沫
家庭、企业投机助推房价上涨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的密集更是推高了地价。
随着战后经济的腾飞，70年代的城市化步伐迎来了转折点，增长势头明显放缓。
然而，多年的经济扩张使得日本社会一直将房地产视为“常青树”，认为土地价格是不可能下跌的。
到了80年代，日本城市化水平已经到达一定高度，家庭住房的刚需大幅降低，投机需求超过了投资需要。
人们认为，房价是不会跌的，而大城市的房子更是如此。因此，大批投机资金涌入东京、大版、名古屋等大都市，为热点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生产提供了条件。
1990年，日本商业用地价格指数翻了一番，而六大都市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更是惊人地增长了五倍。
1990年，东京银座的地价一度飙升至每平方米75万美元。
商业用地价格大幅增长使得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经营利润的下滑使得大量企业加入“炒房”行列谋取更高利润。
在家庭、企业助推下，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股市泡沫迅速膨胀
20世纪80年代，日本股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1989年年末，企业的股票发行总额飙升至7.89万亿日元，达到了1985年的12倍之多。
一股炒股的热潮席卷了日本，无数家庭梦想着通过股市的波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企业也不甘落后，将大量资本投入股市，追逐着短期的投机利润。
在那个时代，日经平均股价从1980年的6870.16日元飙升至1989年的34042.79日元，股票交易周转率也从50.2%激增至73.1%。
股票交易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日益扩大，到了1989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85.41%。
随着股市的蓬勃发展，大型企业的融资方式也逐渐从依赖银行贷款转向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
然而，这股炒股热潮也导致了股票市场泡沫的严重膨胀，为后来的泡沫破裂埋下了隐患。
二、金融机构推动泡沫的膨胀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场“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悄然拉开序幕。
金融自由化站在了改革浪潮的前沿，它不仅是改革的核心，更是推动日本金融制度转型的关键。
日本金融市场开始挣脱传统的桎梏，从利率管制、融资业务限制到国际资本流动的束缚，逐步迈向了利率市场化、融资业务的宽松和日元兑换的自由。
在这一转型中，利率自由化成为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它不仅代表了金融自由化的深化，也预示着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
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叶，日本经济增长的放缓使得政府部门面临日益严重的资金短缺。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共债券。
然而，经济增长的放缓也使得银行难以维持对国债的包销，国债的流通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1977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开始实行自由利率的国债流通市场，国债的大量发行不仅推动了国债利率的自由化，也为其他金融市场的利率自由化开辟了道路。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金融机构在发展各自领域业务的同时，进入彼此业务领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趋活跃。
出于获取利润、抢占市场份额、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等目的，大量银行贷款流向了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为土地价格的上涨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银行也积极参与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从资金循环周期较短的股票交易中赚取快钱。
这些行为不断推动银行在资本市场中的信贷扩张,积累了大量信贷风险为泡沫的膨胀推波助澜。
三、国际因素：“广场协议”
日美贸易摩擦加剧
日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日本先后在纺织品、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对美实现了显著的贸易顺差，引发了一连串的经济波澜。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急剧膨胀，而欧美诸国，尤其是美国，却饱受贸易赤字之苦，更兼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
此时，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如产业结构从高耗能的原材料产业向节能的加工制造业转变，进一步增强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日益扩大，贸易摩擦的火药味也愈发浓烈。
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广场协议”出台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十分不满，坚信日本通过汇率操控为本国出口牟利。
为平息争端，1985年美国与英国、德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共同发表了“广场协议，旨在通过扩大内需、汇市干预等策略，促使美元汇率有序下降，特别是要求日元汇率自由浮动，以期日元自然升值。
此举使大量国际游资以套利为目的涌入日本，对日本出口业及国内投资造成了双重打击，但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依旧没有改观。
日元升值导致的出口减少，并未能有效刺激进口，贸易顺差的局面未有实质改观。
也就是说，日元的升值虽然使出口下降，但是短期国内生产力的下降又使得消费力不足，从而进口需求也随之下降，最终并没有显著改变贸易顺差的的情形。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日元升值加速国际热钱涌入日本、影响日本国内生产性投资，对泡沫膨胀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泡沫破裂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攀至顶峰，经济指标盛极一时。
但资产价格的虚高未能得到实体经济的坚实支撑，泡沫的破灭已成定局。
随着投机热情的退潮，土地与股票市场双双下行，导致巨额帐面亏损和债务累积。
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紧急出台《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融资总量进行限制，此举如同急刹车，加速了泡沫经济的衰退，引发了信用体系的崩溃。
日本银行随后的金融紧缩政策，更是加剧了泡沫的破裂。
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触及38915.87点的巅峰后开始回落，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步入跌势，泡沫经济的破裂已成现实。
至1992年3月，日经指数跌破2万点，8月更是跌至14000点左右，无数帐面资产灰飞烟灭。
土地价格的暴跌还带来了贷款风险的激增，日本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浮现，对金融体系造成了沉重打击。
日本经济从此步入了漫长的停滞期。
经济的“失去”，背后是人性的“失去”，是“断舍离”的开端。
曾经的繁荣如同一场梦，醒来后只剩下了债务的锁链和对未来的迷茫。
